紙祭品背後的孝道

紙祭品背後的孝道

在一間潮流服裝店門外,有位衣着入時的年輕女店員站在街旁,邊撥弄正在鐵桶內燃燒着的金銀紙錢,邊念念有詞。這是施天賜(Janet Lee Scott)教授一本書(For Gods, ghosts and ancestors: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paper offerings)的開場情景,她研究香港紙祭品習俗多年。

紙祭品的意義

在不同場合燒紙制供品有不同意義,那位女店員可能是為了祈求鬼神關照;又如每年清明節,孝子賢孫在先人墓前燒衣紙,是要表達懷緬;而盂蘭節前後,在路邊燒衣紙,却是拜祭游魂野鬼。可見,紙祭品在香港民俗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,這是不論年齡、性別以至教育程度。

在古人看來,所謂死亡就是靈魂轉移到到另一為活人所看不見的世界去生活,也需要物質享受。發明紙張後,紙製喪葬祭品便逐漸發展起來,大致分為紙錢和紙紥品。焚化是紙祭品最常見的使用方法,一般認為化作煙氣方可進入幽冥。紙紮品又分為兩大類:其一為傳統喪葬儀式所要求,式樣變化較慢較小,有金山銀山、仙鶴、橋子等,又如供死者役用的紙紥婢僕,其裝束還是保持著清末民初的樣子。另一大類,是為死者日後在「另一空間」生活所需的物品,種類琳瑯滿目,紥制貼糊出各種形象逼真的用品,常帶有時代氣息,諸如房車、彩電等,甚至有最新款的手機。

至於紙錢的名目繁多,為各種不同場合所使用,向來較受學者注意,如法國漢學家索安(Anna Seidel)。她在1970年代的一篇書評中,就認為將金錢獻祭給神祇,是中國宗教的特色,並把它放在商業發展和官僚制度的脈絡上去討論。美國學者柏樺(C. Fred Blake)的《燒錢:中國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質精神》,則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,考察了由古及今燒紙錢這個民俗。據民間傳説,東漢蔡倫造紙後,為了推銷自己的產品,而想出燒紙錢的。歷史上,燒紙錢始於魏晉南北朝,唐初已普遍焚燒紙錢,唐玄宗朝甚至運用到宮廷祭典上。佛、道二教吸收了由來已久的風習,宣揚寄庫的說法。譬如,道教的《受生經》闡述人們出生時,曾向天曹府庫預借受生錢,出生後須依數燒還,才能免於病困災厄,多燒可以使自己死後受用。往後發展,紙錢至重要還是燒化給死去的親人作為一種冥資,這多少折射出中國人的重視孝道。

從「報」到「孝」

自古以來,中國一直存在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制,國有太廟,族有宗祠,家有祖龕,祭祀親祖成了最普遍的宗教禮儀。在世途艱難時,如何使宗族的社會組識維繫於不墜,就要説到「報」這一觀念。已故漢學大師楊聯陞在《中國文化中報、保、包之意義》一書中,認為報的核心意義是還報。中國人相信在人與人,與自然,以至與超自然之間,應當有一種交往的關係存在。當一個人有所舉動時,一般來說,他會預期對方有所反應,姑勿論對方是個人、群體,抑或冥冥中的甚麽東西。

天神的報應是降在家族身上,正如《周易·文言傳》說的:「積善之家,必有餘慶;積不善之家,必有餘殃。」命運是由同一家庭、家族或住在同一地區的人共有,命運的分擔稱做「承負」,見於早期道教經典《太平經》,據書中說,天常震怒於人類的惡行而降禍於人間。佛教傳入中國後,其業報輪迴的觀念,深深影響中國人的思維。經過一個相互調適的過程,自唐宋以後,普遍都接受報應是應在家族身上,而且果報不但及於今生,更是穿過生命之鏈。

孝道是交互報償原則的最恰當展現。孔子説明子女為父母守三年之喪,是由于「子生三年,然後免於父母之懷。」(《論語·陽貨》)做兒女應該孝順,因為受到了父母如此多的照顧,尤其是在幼年時期。《孝經》說:「孝子之事親也,居則致其敬,養則致其樂,病則致其憂,喪則致其哀,祭則致其嚴。五者備矣,然後能事親。」概括說來,孝包含事生和事死兩個方面。推而廣之,梁啟超的《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·宗教史》説:「鬼神不能左右我們的禍福,我們祭他,乃是崇德報功;祭父母,因父母生我養我;祭天地,因天地給我們許多便利。父母要祭,天地山川日月也要祭。推之于人,则凡為國家地方捍患難建事業的人也要祭;推之於物,則貓犬牛馬的神也要祭。如此,報的觀念便貫徹了祭的全部分。」

對於焚化紙祭品的習俗在香港歷久不衰,曾經有過不同的分析而有迥異的結論,典型的有祈求祖先庇佑的功利主義,給祖先的祭祀愈豐厚,後代得到其保護紓難的回報就愈大。施天賜教授做過的調查却顯示:大多數受訪者並未期望給祖先焚化紙祭品會有任何回報,甚至有人表明不認同此等想法。其實,這只是孝道的表現,一個一直被廣泛接受的價值觀。為死者在另外一個世界盡量提供安穩舒適的生活,是子孫應做的事情,亦是生者對故人愛意的表達。當然,隨着環保意識的加強,為免消耗紙張及造成灰煙彌天,人們亦自覺減少焚化紙祭品,重要的還是一項民俗活動背後的意義。

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司庫   鄺明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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