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開埠學校教育

香港開埠學校教育

香港研究變得時髦

近年來,關於香港開埠以還的研究如雨後春筍。以往,所謂香港學的研究,以歷史、政治旁及經濟為主,無論論文數量或專著書目也寥寥可數。記得我在英國留學,在釐定論文範圍時,指導老師多次警告我,勿把研究地區只限在香港一隅,理由很簡單,香港研究在1997香港回歸之後,國外學者問津者少,所以「市場價值」不高。唯儒子不可教,我情繫中華、心屬香港,最後論文題目不單只論述香港,還是19世紀中葉的香港!

時移世易,香港研究不知為何被披上了「本土價值」的外衣,一下子又變得活躍起來。隨便逛逛書局,有關香港研究的書籍已佔了多個書架,還被放置在顯眼的位置。研究的範圍,亦較以往廣泛,政治、經濟、歷史仍然不少,但文化、社會民生、老百姓生活點滴、民俗學,以至外國人在香港的生活情況也可看見。唯獨有關19世紀教育的專論卻不多,且多以英文發表。研究香港教育史是筆者的興趣,就利用這一框框,和讀者分享一些教育趣事吧。古今對照、鑑古知今,對現今教育可能也有所啟發。

8000人口,兩位老師

香港這個最蕞爾小島,1841年為英人攫取時,被形容為不毛之地(barren rock),人口只有7,450人(CO129/12: 305。CO即Colonial Office,英國殖民地辦公室的簡稱。CO 129 為香港的檔號,主要紀錄殖民地總督的工作報告及與殖民地大臣的信函。檔案按年劃分,由1841起至1951止,共629檔,數萬條資料。是研究香港史不可或缺的原始資料。)。一年後,即1842年,殖民地政府又做了一次人口調查,當時主要居住地「皇后城」(Queenstown),約現今中、上環等地人口為8,181人,加上其他較偏遠地區,如赤柱、香港仔、黃泥涌等村落,總人口共12,861人(詳見香港政府憲報1842年3月24日)。調查還臚列了華人在皇后城區主要職業:

 

表一可見當時華人是以捕魚為主,而大部份居民多從事勞動行業。人口最多排名首五項工種,即水上居民(漁民)、工人、小販、木匠及砌磚工匠共約5000人,為總人口40%,與今天香港位列世界三大國際金融中心,港人主要從事商業及服務工作,簡直有天淵之別!

在諸多工種中,教師的數目少得可憐,8000人口,只有2名老師,而學生,亦只得10名!不知就裏者,自然眾多猜想,若換作今天凡事均以政治掛帥的場景,又要大呼「人頭落地」了。但如明白當時社會狀況,自可瞭解這只是當時社會的忠實反映。

香港剛開埠時,絕不是一個天堂,也不是一個安居樂業之所。1844年,即開埠僅三年,香港政府報告(Hong Kong Government Reports,俗稱香港藍皮書Hong Kong Blue Book)記載,當時治安非常差。凶殺、搶劫、爆竊等嚴重案件無日無之;官員與華人的關係非常緊張,官員對華人的評價非常低,認為當時的華人,只是「一群在海上隨處漂泊(暗示不會視香港為永久居所),只要免受懲罰,任可傷害性的事情也可從事的人」,結論是華人是一群 “The moral standard is of the lowest description” 。這句說話非常具侮辱性,禮貌的說法,是道德惡劣;骨子裏,就是說這是一群「人渣」!

在此等背景下,當時在內地來港的華人,多是隻身男性,鮮與家庭同來。既沒有家庭,又何來小孩?學生不多,供求之下,老師數量自然也少。從側面看,這亦解釋了為何娼妓的數目與人口的比例竟高達1:20!

村校穩定發展

8000人口,兩位老師只是指皇后城區的情況,該區為殖民地政府首個開發的區域,人口以內地移民為主,而在偏遠的村落,無論教師及學生數目都較皇后城區為多。據歐德禮Ernest John Eitel(歐氏本為德國籍傳教士,精通漢語,於1878 至 1897在港擔任官校督學,亦是教育署的首長)記載英人來港之前,黃泥涌、香港仔、赤柱等村莊已有幾所學校,每年學生平均約有50人,佔總人口約0.89%。英人來港後,學童數目稍有增長。1845年,共有村校9所,學童149人;1846年學校數目增至12所,學生人數有181人。這些規模細小的學校,設備簡陋,課程也異常單調。根據歐氏記載,大多數的學校只是教授閱讀及寫作中文,學生並沒有學習「有用的知識」(positive knowledge)。按當時英國的教育,學生除學習語文外,一般課程還包括數學、地理、歷史等科目。於歐氏而言,可能這些才是有用的知識。

傳教士介入徒勞無功

若以現代的教育觀念來看,社會秩序混亂,人民質素差劣,理應加強教育發展。唯大英帝國奪取香港,只是「項莊舞劍」,志在發展對華貿易,根本無心對香港作長遠規劃。時殖民地政府認為政府機構的成立、貿易、治安、衛生等問題遠較教育重要,因而教育自然被忽略。按文獻記載,最早關注香港教育問題的是一份在廣州辦的傳教士刊物「中國叢報」 Chinese Repository,其在1843年8月份,發表了「香港的慈善機構」一文,公開呼籲殖民地政府應多支持發展本土學校(native schools)。

除中國叢報外,兩位傳教士亦曾倡議殖民地政府應給予資助為華人發展公共教育。第一位是郭士立。郭氏除傳教工作外,亦有辦學經驗。當他在1835年定居澳門時,曾與妻子在澳門開辦了一所華文學校。1840-1842年,郭氏為當時駐華商務總監義律的翻譯。緊接着義律當駐華商務總監督的是戴維斯,郭氏又成為戴維斯的中文秘書。他曾於1845年寫信給當時亦兼任香港總督的戴維斯,希望政府能每月給與本地學校$10元津貼,以10所學校計算,全年也不過是$1200元(CO 129 /16: 29)。

另一位更為讀者熟悉的是蘇格蘭籍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。理氏是著名漢學家,曾翻譯了不少中國經書,為英國牛津大學首任中文系教授。他曾為殖民地政府提供教育發展政策,被稱為「香港公共教育之父」。1845年在一封寫給倫敦傳道會的信中理氏提及,他曾向總督戴維斯建議在香港為華人建立一所較具規模的免費學校,聘請出色老師,目的是培訓華人當翻譯、文員及其他合適工作 (CO129/18: 305)。

傳教士的努力似乎影響不了殖民地政府的決策。戴維斯總督給殖民地大臣的年終報告,均隻字不提如何落實香港公共教育的發展。原因可能是一則發展教育並不是殖民地政府的重點;再則,殖民地政府也不希望與傳教士的關係過份密切。

(本文曾發表在灼見名家教育專欄。)

作者簡介:

邱國光

英國布理斯托大學博士,主修教育行政及語言教育。國史教育中心(香港)行政總監、「中華歷史文化獎勵基金」總幹事、「同心教育基金會(香港)」學術顧問、灼見名家專欄作家及「香港東坡詩社」副會長。研究興趣包括教育政策及管理、香港教育史、語言規劃、英語教學等。最近著作及編著作品包括:《香港青年政策何去何從》、《人間天堂-毛里求斯服務研習之旅》、《風采心·情·志—風采十五周年的故事》、同心一生一師系列《廣西越南篇》及《廣西越南續篇》、《校長也上課》等書。